朱熹为民“三策”

朱熹(1130- 1200)，南宋著名的哲学家、教 育家、文学家，一位“民本思想”实践的典范。他继承儒家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、“民为贵、君为轻”的政治观念，指出“盖国以民为本，社稷亦为 民而立”、“宁过于予民，不可过于取民”。当官要“廉正爱民”，出以公心。他说：“官无大小，凡事只是一个公，若公时，做得来也精彩。便若小官，人也望风畏服，若不公，便是宰相，做来做去，也只得个没下梢”。朱熹一生七十一载，主要是著书讲学，为官时间不多，总揽仕历“仕宦九载、立朝四十日”(实际为官仅七年零三个月， 立朝四十六日)，先后任福建同安主簿、知江西南康军、提举浙江东路常平盐公事、知漳州、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抚使等职。在五处地方任官内，把贫民百姓当作执政的中心和基础，他追求的是人人各遂其所生的社会蓝图，每到一处关心民间疾苦，殚精竭虑为民办实事。他在以民为本方面实施的“三策”，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、积极的，其精华部分具有借鉴价值。

第一策：薄赋恤民施“仁政”

南宋时，“苛税猛如虎”。朱熹说:“古者刻剥之法，本朝皆备”。他强烈反对不顾贫苦农民死活的“重敛”，主张“薄赋”或“省赋”。他认为薄赋恤民乃“王政之本”、“仁政之大目”。他曾对孝宗说:“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 恤民，而恤民之实在于省赋”“臣窃闻陆贽有言：民者邦之本，财者民之心，其心伤则本伤， 其本伤则支干凋瘁而根本蹶拔矣。推此言之，则今日勤恤民隐，莫若宽其税赋，弛其逋负，然后可以慰悦其心而感召和气也”。他指出，“由于贫苦农民纳不起税,是以人无固志，生无定业，不肯尽力农桑”、“幸遇丰年，则贱粟米谷，以苟目前之安，一有水旱，则扶老携幼，流移四出”。他还认为官府科滥于民，则造成“官艰于催科，民 苦于重敛”的现象，官府应“量入为出，罢去冗费，而恶除无名之赋”。只有这样才能救百姓于汤火之中。故他提醒朝廷，必须为国家长久利益考虑，催征赋税，切莫竭泽而渔，否则人民流亡，赋税无入，国家根基就会不稳。为了实现“省赋”，朱熹在任南康军知军、提举两浙东路常平盐公事、漳州知洲时期，曾经釆取了一系列减免税 钱和整顿赋税名目的措施。

一是“均贫富”。他在浙东任职内，提出“量入以为出，计费以取民”的收税原则，“令逐州逐县民田各具一亩，岁入几何，输税几何，非泛科率 又几何，州县一岁所收余谷几何，诸邑支费总计几何，有余者为之何许，不取足何所取之，俟其毕集，然后选忠厚通练之人，责令考究而大均节之。 有余者取，不足者与，务使州县贫富不致相悬，则民之惨舒亦不至大相绝矣”。朱熹这种“余者收税，不足者免税”均贫富的思想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。

二是“正经界”。“经”是区划丈量之意，“界”是指田沟之类的界线。“经界”就是丈量田 亩，确定归属界定的面积，据以榷税的一种做法。绍熙元年（1190年），61岁的朱熹任漳州之职。当时漳州是荒僻之地。富豪之家和寺庙或兼并贫民农田。或明占良民土地。尤其是一些富豪和庙主阴占农田之后，田籍表面上仍属原主，田赋也仍归原主负担，造成“贫者无业而有税，富家有业而无税”的现象。朱熹上任伊始，把主要精力放在正经界上。他指出：“正经界之后，可使田土狭阔，产钱轻重，条理粲然，各有归著。在民无业去产存之弊，在官无逃亡倚阁之欠。豪家大姓不容侥幸 隐瞒，贫民下户不至偏爱苦楚”。为此，他请奏朝廷在闽中之漳、泉、汀洲（今长汀县）推行正经界。正经界不利于官僚豪绅地主，因而他们在暗地百般阻挠，朱熹的经界法虽然最终未能实行，但可见他对贫苦农民的体贴苦心。

三是轻劳役。朱熹反复强调，要减轻赋税，必须减轻劳役。他认为劳役是变相的赋税。孝宗时，曾下令各地试行义役制，既役户共同出钱买田，资助当役之人。但实际上义役田和役次排列都被富豪地主把持，贫民吃亏。朱熹批评这种，“义役”制是“困贫户以资上户”。他在知南康军时，曾下令约束管辖下各县滥派夫役。朱熹还在权力所及范围内减免苛捐杂税。当时南康军农民交税钱要纳加耗（官府以损耗为名，每石多征一斗）。加之官府斗量又大，朱熹釆取措置，减去加耗一斗。交粮时官吏多收雇船搬运费，他晓谕各县，不许例外乞觅民户一斗。星子县官吏多增收田税140贯，他知道后，立即嘱咐退回。朱熹关于轻赋敛的“仁政”主张，对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第二策：救荒济民施“善政”

淳熙五年（公元1178年）三月， 朱熹奉朝廷之命赴任知江西南康军职，南康军建 置于宋太平兴国七年，辖星子、都昌（今永修）、 建昌（今安义）三县，属江南东路，因其境内土瘠民贫，在南宋属下等郡。朱熹上任这年，南康军大旱，至秋，稻谷失收七成。田庐荒凉，民情惶惶。面对灾荒，朱熹忧心如焚。他在巡查全境、摸清灾情底细后，相继采取一系列救荒善策。

劝富农出粟平粜。下令主户（地主）须照顾 下户（佃农），又劝富家出卖粮米，有故违不肯粜之人，即仰下户经县陈诉，从官司究责。当年即有206户认粜共7.3万石。他还劝富户以半价泉粜米，按数量多少申报朝廷授官（虚衔），一时所辖三县大户共出粜1.9万石，缓解了灾民粮食短缺问题。

动用库钱和救济钱购米赈济灾民。朱熹未等朝廷批准，兑借官府未及上缴朝廷的折帛钱、军资库钱和常平司所拨的救济钱共9.7万贯，收购 外地粮食23.59万石，在所辖三县各城乡间设赈场35处，按平价赈米。

以“集官事”济灾民。南康军治濒湖处，原有北宋时所建石堤年久失修。朱熹求告转运判官和提典刑狱，得钱二百万，米一千斛，召募三县饥民 来此修堤建闸，做工得钱不致缺粮。

招外地米商贩运粮食接济饥民。原来外地米船来南康军贩米，须经牙行之重利盘剥，朱熹下令米船直接买粮给居民，或由官资收购。不许牙行缴阻船只，欺行霸市。

扶弱抑强。有的富户粜米，把碎米、湿米、空 壳谷卖给饥民，朱熹委官前去査访，如有似此违戾去处，“依实申状”。南康城中古井多被有钱人 家霸占，他得知后，下令不得强占，让百姓前来免费打水。

劝农重耕。朱熹认为，民生之本在食，足食之本在农”。他要求属下“使凡州县守卒告以劝农为职”。荒灾缓解之后，朱熹向所辖三县发布“劝农文”，“劝灾民，务敦本业”，在大旱后，趁此天时多耕阔种”，将旱田多种荞麦与大小麦，提倡 多种经营。“山陆原地，可种粟、麦、麻、豆”，这样可以在青黄未交之际，有以接续饮食，不致挨饿。”他还鼓励农民开荒，凡无地可耕或有劳力而地少者，可以使用空闲官地，免税一年。

除上述之外，朱熹还筹资借给农民无息官钱作为恢复生产的成本；奏请朝廷放免租税，使农民得以恢复生产和休养生息；劝戒豪强地主暂缓向农民讨债，尤禁债主将灾户妇女逼充奴婢。朱熹釆取的这些，善政”救荒之策，使南康军境内 荒灾得以缓解，据史料记载，朱熹在南康军任官两年余内救活灾民达十万人之多，百姓都尊他为 “民之父母”。

特别重要的是，朱熹创立的官办民治的“社仓”制度，在封建社会后期数百年里，为积谷备荒，拯救灾民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朱熹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活动于乡镇间，对贫苦农民有较多的接触，且对贫民怀有深厚的情感。他创立的社仓就是在这种思想感情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结晶。孝宗乾道三年（公元1167年）秋，福建崇安发大水，朱熹奉府檄视察灾区。他走遍了崇安各地，认识到“今时肉食者，漠然无意于民，真是难于图事”。为了赈灾救贫，照顾鳏寡孤独，在乾道七年（公元1171年）朱熹在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筹建“社仓”制度。他将地方上官粮作为贷本，以十分之二利息借给农民，春荒出借，秋收偿还。当息米积累到一定程度后，就以息米为股本，贷给贫困户，不再收息。社仓除正常性的用股米贷放收息，也用积累的息米赈济无偿还能力的孤老残幼，对经济条件差的家庭甚至于病倒的过客，都给予救济。若遇年成欠收，酌量减息，遇到大灾之年则全免利息。朱熹的这种社仓由乡人和 官府共同管理，属官督民治，实行了十四年，成效 显著。不仅除原数六百石贷本悉数还官仓外，还积累了三千一百石，更重要的是，一乡四五十里之间，虽遇灾年，人不缺食。

在朱熹创立五夫社仓的带动下，别处闻风相继设立。后来“立社仓崇安县凡十七所”。淳熙 八年（公元1181年），朱熹将所订的《社仓事目》呈请孝宗皇帝批准，颁召各路一律仿行。此后，社仓成了农村储粮备荒以实物形式施行的 社会救济制度。一些地方世代相传，一直沿用到清末明初。武夷山五夫镇至今还保留着完整的朱子社仓遗址。据当地农民说，五夫里社仓一直沿用到1949年，救活了无数灾民，这或许是朱熹生前没有想到的。

第三策：惩贪安民施“廉政”

朱熹所处的时代，正值南宋中期，土地兼并剧烈，民族危机深重，尤为严重的是官吏贪污成为当时的痼疾。文武官员贪风日盛，奸臣结党营私，中饱私囊，百姓怨声载道，呼苦连天，民愤深重。朱熹对此洞察明了。指出:“今日之监司，奸赃狼籍，肆虐于病民者，莫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乎？”他呼吁朝廷必须对贪婪的官吏给予严惩，施以“廉政”，以“下结民心”；否则“所忧者不止于饿殍，而在于盗贼，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，而上及于国家也”。

宋孝宗淳熙八年（1181年）八月，朱熹因在南康军治荒有绩，朝廷任他为提举浙东茶盐公事，主持浙东赈灾。朱熹深谙官场积弊，因而在去浙东之前，他入京面朝孝宗，陈述救灾计划，恳求增发救灾粮款，尤其是要求调遣奖惩的人事权力，这些得到孝宗的口头允诺。浙东连年水、旱、 蝗灾，加上官员腐败，民不聊生，百姓对朱熹前来主政抱着莫大的希望。此时赋闲山阴镜湖的爱国诗人陆游，还寄诗一首给朱熹:“市聚萧条极，村墟冻馁稠。劝分无积粟，告籴未通流。民望甚饥渴，公行胡滞留。征科得宽否,尚及麦禾秋？”陆游的诗己反映出当地官吏救灾不力，荒年催征赋税等严重情况和盼望朱熹早来浙东的心愿。

朱熹不负众望，到浙东后，即日与僚属寓公钩访民隐，昼夜不倦，乃忘寝食。据明戴铣《朱子实纪》载：朱熹“经常微服私访，了解实情，单车屏徒从，以至人不及知，郡县官吏惮其风釆，至自引去，所廓肃然”。经过明察暗访，掌握了大量贪官污吏不修荒政、营私舞弊的证据。贪官不除，民何以安生。朱熹在浙东掀起了一场惩贪风暴。同年一月他上状奏劾了绍兴兵马都监贾佑之草菅人命，有意漏报二十五万灾民，使灾民得不到救灾粮，而饿殍遍野的罪行。越年二月，他又奏劾贪污灾粮而拌以糠泥补缺额的米蛀虫——绍兴府差指挥使密克勤，接着又弹劾 了视灾民不救，谎报政绩、横征赋税的浙东衢州守臣李铎、监户部赡军酒库张大声、龙游县县丞孙孜及江山县知县王执中。使一大批为非作歹、 欺压百姓、贪污渎职的污吏受到惩处。

宋孝宗淳熙九年（1182年）七月上旬，朱熹再 次出巡，由会稽、上虞、嵊县巡行到新昌、天台、宁 海，一路上督促赈荒，奏请朝廷蠲免灾地赋税。当他巡行到上虞时，一天之内就有700余民众拦道投状，哭诉县吏横暴贪婪的恶行，朱熹当即惩处了这些贪酷胥吏。在宁海，朱熹又奏劾了不修荒政，听任灾民流离失所的知县王辟纲。朱熹所到 之处，贪官都闻风而惧，纷纷收敛了坑民的恶行。

同年七月二十三日，朱熹巡査到台州地界时，路途遇见饥民成群结队向外地逃亡，经过査访，他了解到，这是由于台州知州唐仲友在荒年违法催逼赋税，才使民不聊生。朱熹对唐仲友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全面调查，唐仲友的罪行，经朱 熹査证落实的有违法逼税、草菅人命（致死百余人，全不顾恤）、偷盗公库、贪污官钱、伪造官币、 仗势经商、姻党横行、养蓄亡命、科罚虐民、狎妓淫滥等等，这些罪行可归结为，贪、淫、暴、虐”四 字，罪状确凿，众口喧哗，殊骇闻听。这个残民害物的贪官不除，台州无宁日，百姓无生路。朱熹愤懑至极，于七月十九日至九月上旬，先后六次给孝宗皇帝上了按劾唐仲友的奏状。朱熹按劾唐仲友，得到了台州广大民众的支持。

然而，朱熹按劾最终却未能使唐仲友伏法。原因是，唐仲友的关系网盘根错节。宰相王淮，是唐仲友的同乡，王淮之妹又是唐仲友弟媳，在朱熹巡行到台州时，王淮知情不妙，便指使亲信吏部尚书郑丙、侍御史张大经推荐唐仲友升任江西提刑，只是尚未离台赴任。当淳熙九年（1182年）七 月朱熹接连三次向孝宗皇帝奏状按劾唐仲友之后，王淮极力包庇唐仲友。把朱熹奏劾唐仲友罪行最详细、最严重的二、三状暗中藏匿，只把较简略的第一状连同唐仲友的自辩状呈送孝宗。朱熹等待两旬，未见动静，便按劾愈力。为让唐仲友逃罪，王淮故意歪曲朱、唐交争的实质，说这是一场朱（熹）程（颐、颢）学与唐（仲友）苏（轼） 学之间的争斗，是“秀才争闻气耳”，造成孝宗对朱熹的疑惑，故孝宗“笑而缓唐罪”。朱熹为民请命，刚正不阿，继续上奏第四状、第五状，直至第六状，并索性贻书王淮，言称要入朝面奏皇上。 王淮知不可匿，才将奏状进呈皇上。由于朱熹的奏状有理有据，朝廷只得罢免唐仲友江西提刑的新任（名为罢免，实为保护，唐仲友逃脱了罪有应得的极刑），并将此职改授给朱熹。朱熹知道这是王淮一伙明示德，暗抱怨，在强大的对立派面前，朱熹只好拒绝接受这个官职。就是这样，王淮仍不放过他，唆使吏部尚书郑丙和由王淮举荐新提拔的监察御使陈贾，在皇帝面前攻击朱熹道学是“伪学”。孝宗听从了他们的诽谤之言，便不再重用朱熹。

朱熹虽因按劾唐仲友遭到王淮一伙的诬陷，但他不畏强权，惩贪安民以施“廉政”的清官品质却受到朝廷正直官员和台州百姓广为称颂。当时，太学中有人写诗道；“周公大圣尤遭谤，元晦真贤亦被讥，堪叹古今两陈贾，如何专把圣贤非”。后来，陆九渊也说:“朱元晦在浙东，大节殊伟，劾唐一事，尤快众人之心，百姓甚惜其去”。

朱熹离开我们已八百多年了，或许是他理学思想文化的厚重，人们对他“民本思想”却研究甚少，其实，朱熹给中华民族献上的不仅是理学的财富，也留下了以民为本的宝贵思想，朱熹为官内积极主张推行仁政、善政、廉政，这些以民为本之道，其中的精华部分是值得称颂和借鉴的。

（作者：安庆师范大学原党委宣传部长、统战部长朱守良）